2024年11月16日，“珞珈政治学论坛”2024年第8期在学院106会议室成功举办。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作题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官僚制与政治动员”的学术讲座。活动由学院院长刘伟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林雪霏，南京市委党校牟飞洁，学院陈刚、吕普生、张平、朱成燕等老师以及校内外本硕博青年学子共6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讲座伊始，刘伟教授对徐湘林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就其学术成就进行了介绍。徐湘林教授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中国渐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政治学本土化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出版专著《寻求渐进政治改革的理性》和译著《公民文化》《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等。

徐湘林教授以政策过程的中层理论为视角，观察分析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官僚制和政治动员问题，探讨政党的政治动员体制在国家基础权力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和可能的困境。他认为，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实践的本质是对社会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在现代国家和社会中这种权威性分配是通过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来实现的。因此,关注中国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能够连接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和微观经验观察，实现国家治理从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徐教授进一步提出，研究中国政治实践中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的动态过程，需要关注科层官僚制和政党政治动员。

首先，就科层官僚制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并完善了现代科层官僚制，以实现/保证现代化国家的有效治理。具体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为科层官僚制提供了管理人才和制度保障：其一是干部制度改革和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推动了政治精英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转换；其二是机构改革和法制建设，使国家治理体制走向理性化和制度化。但是，徐教授以浙江浦江县“五水共治”为例，提出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科层官僚制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病。在上层的压力、底层的反抗和科层官僚制的抵制三重压力的作用下，地方党政精英为了完成高负荷的政治任务，找回并改造了政治动员的传统技术。

其次，徐教授回溯了政治动员的历史并将其抽象为归纳性的概念。其一，在政治动员的历史方面，革命年代行之有效的政治运动手段在国家建设初期得以延续，政治运动成为政党整合社会阶层利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国家政策的重要政治手段，有效应对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政治动员融入到共产党的政治体制中，内化成为一种组织记忆。其二，在政治动员的概念方面，徐教授区分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动员，提出了政治动员的学术概念，将政治动员定义为国家权威机构或特定政治领导（群体），以某种系统的价值观或信仰，说服、诱导或强制本政治团体成员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引导其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以实现特定政治决策规定的目标和任务的行为过程。徐教授进一步提出，政党作为政治国家主体，作为政治动员发起者、组织者以及协调政治与行政关系的体制机制，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应该被重新认识。

最后，在科层官僚制和政治动员的关系方面，徐教授根据政治动员能力和科层官僚制的强弱，划分两者存在的四种关系：党政分开、党的一元化领导、依法行政和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尽管科层官僚行政体制和政治动员体制存在张力，但是两者能在国家治理的体制内实现共存、互动、合作。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行政国家和政治国家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纯粹的行政国家无法推动社会变革和应对重大社会危机，而政治国家通过整合国家资源去面对重大挑战，弥补了科层官僚体制/行政国家的不足。

徐教授总结并提出展望，政治动员的政治功能和组织记忆是其存在的基础，但是其作为一种运用自上而下专断性权力的技术，必须要有适当的制度性制约，如何将政治动员制度化、程序化以实现政治动员体制与法制体制的契合和制约，是未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踊跃提问，就讲座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和政治动员的作用范围、制度性约束以及科层官僚制和政治动员体制的协调方式等问题，同徐湘林教授进行了交流与讨论。现场氛围热烈，在观点的碰撞中，大家都受益匪浅。刘伟教授作总结，并谈到他从这次讲座中所得到的三点启示。其一，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政治运行，都要进入中国政治体系本身。其二，理解中国政治，需要深入地理解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经验事实，不能受到过多意识形态和先入为主的陈见的影响。其三，在研究过程中要尝试建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学术化的处理。

本次讲座圆满结束，老师和同学们纷纷表示对政治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相信在未来的学术旅程中，同学们会潜心向学、问道远方，为推动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供图、供稿：苏彩珑）